北京的四合院

北京的四合院，多集中在西城区和东城区。明清年代，西城是官员住的地方，东城是皇族的地盘，中间夹着皇帝他们家的紫禁城。普通老百姓只能在城外或外城生活。全国各地逃荒要饭的人，更是只能在城外搭建窝棚居住。开个玩笑，北京人的这个源头，可能也是坊间常说的“北京无美女”的原因之一。

 

北京的很多四合院里都种植香椿、枣树、石榴等树木；到了季节，住户们或上房，或用长竿，收获大枣和香椿叶的嫩尖，饭桌上也多了一道菜。但是，随着四合院变成大杂院，随着大规模的拆迁，这已经成为往事。前一阵子，在民族宫长安街路南，被夷为平地的四合院旧址上，还能看到几颗孤零零的枣树在哭泣。49年以后，共产党没收或“社会主义改造”了有钱人的房产，把一部分四合院，赏给自己的人马，剩余的强行迁入穷人，住户从一院一户，变为二、三、四、五...户，开始还相安无事，后来不知道谁带了头，大家竞相抢地盘扩建，在院子里搭建小棚子、小房子，勾心斗角，甚至大打出手（曾经看见女性邻里打架，“动了兵器”，满脸是血），形成北京阴暗、丑陋的角落。“胡同儿串子”这个难听的说法，即出于此。这种环境就好象一个工厂，制造人类历史上最卑鄙、最阴险的人渣。把外地的小孩儿谋杀后做成人肉包子的北京人，毫无道理地手刃9个外地女孩儿的北京人，都是其中的代表人物。

To make things worse, 那个谁都惹不起的供电局，将大杂院的几户人家视为一户，公用一块电表，每个月把电费总数，扔给这几户人家。至于这笔电费如何分摊，哪一户多交，哪一户少交，你们自己看着办。无奈之下，这几户人家只好分别在自己家里，单独安装了一快“分表”。但是，供电局的“总表”的读数，从来都高于各个“分表”的总计读数，从来不会低于。于是，这多出来的差额如何分摊，就是一个问题。毫无疑问，有的住户用电多，有的住户用电少；但是最终的方案，是谁厉害，谁无赖，谁少交；谁老实，谁通情达理，谁多交。别忘了，那是个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的贫困岁月啊。

 
一些老房子还在，虽然破败凋零，早年的尊严和建筑美还依稀可辨，诉说着伤心的往事。每个即将拆除的老房子背后，都有一个故事。谭嗣同在宣武区、张学良在西城区住过的院子还在，房子也依然如故，只是包围在乱七八糟的“违章建筑”中。后海一带的四合院，据说价格炒到了上千万。桥头一户人家，在后海商业化的初期，把房子租给酒吧，年租已高达10万。在西单附近，一个朋友家的小二楼，据说是过去一个日本翻译官住过的，虽然破破烂烂，却铺着木地板，愣是在漫长的岁月中，被脚底板儿磨出一道道深沟，半圆的石头阳台也暗示着当年的华贵；现在已经被划入危房，估计这一、二年就会拆除。